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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出去的1个比特币，还不上，法院怎么定价？
借币还币约定无效后，无法返还原物时的损失认定路径
摘要：
借出去的比特币还不上，按什么价格赔偿？广东高院2025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之案例四（晋某诉常某返还虚拟货币纠纷案）一次答完三个问题：借币还币的约定无效；无效后比特币客观无法返还，改判赔偿损失；损失不按平台时价、不按判决时价格，而按出借人当初取得比特币的成本认定19.96万元。本案确立了虚拟货币纠纷中“合同效力—返还赔偿—责任分配”的三层处理逻辑，胜负不在币价涨跌，而在能否证明当初花了多少钱。
关键词：虚拟货币；合同无效；返还原物；折价赔偿；取得成本
——从晋某诉常某案看虚拟货币纠纷的裁判逻辑
导语
一个比特币，借出去的时候值多少钱，还的时候又值多少钱，这两个数字之间，隔着一段没人能预测的行情。虚拟货币的价格波动，能把一笔简单的借贷，变成一道法律上很难解的题：合同有效吗？还不上怎么办？还不上时的损失，按哪个价格算？
广东高院2025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中的第四例，晋某诉常某返还虚拟货币纠纷案，把这三个问题一次答完。广州中院生效判决的结论可以概括成三句：借币还币的约定，无效；无效之后，比特币客观无法返还，改判赔偿损失；损失金额不按平台时价、不按判决时的价格，而按出借人当初取得比特币的成本认定，19.96万元。
这三个结论，每一个都推翻了一种想当然的答案。下面用四个问题，把这份判决拆开。
理解这个案子，先要理解虚拟货币在司法上所处的位置。它不是法币，法律不赋予它货币地位；它也不是纯粹的数字游戏，现实中确实有人真金白银地买卖它，它也确实能兑出钱来。这种两头都不靠的状态，让涉虚拟货币的纠纷格外难办：合同签了，效力怎么定？钱付了，损失怎么算？能不能像处理普通财产那样处理它？
本案的答案分三层：第一层，承认它是财产——它算民法意义上的财产，不是虚无缥缈的代码；第二层，否认它是货币——任何把它当货币流通、用它来保收益的约定，都打不住；第三层，无效之后按成本赔偿——用它的人自己承担价格波动的后果。这三层叠起来，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裁判路线。
一、第一个问题：借条白纸黑字写了，合同为什么会无效？
先看这张借条写了什么。2023年7月1日，常某向晋某出具借条：向晋某借1个比特币，7月3日归还；如果实际归还日的币价高于出借日，就按归还日币价或者等值人民币还款；如果低于出借日，就归还出借时等值的USDT或者人民币；逾期的话，从逾期日起按年利率24%支付罚息。
这张借条在普通人看来，写得很周全——涨了怎么还、跌了怎么还、逾期怎么罚，都考虑到了。但恰恰是这份“周全”，成了它无效的原因。
判决指出的问题在于：这份约定，让晋某不承担币价波动的任何风险。币价涨了，他按高价收回；币价跌了，他按出借时的等值收回。也就是说，无论行情怎么走，晋某都稳赚不赔。这已超出普通借贷的范畴，把比特币当成了货币来使用——用它来“保收益、不担风险”。
而这恰恰触碰了监管的红线。八部门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说得很清楚：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，不得作为货币在市场流通使用。一份把比特币当成货币媒介、还约定“保收益不担风险”的合同，违反了这一监管规定，也违背了公序良俗。依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条，合同无效。
这里要辨析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：虚拟货币不受法律保护，是不是意味着签了合同法院一概不管？不是。本案处理的，恰恰是“合同无效之后怎么办”——法院没有对借币这件事撒手不管，而是进入无效后果的处理。无效，不等于没人管。
二、第二个问题：合同无效了，能不能要求返还比特币？
合同无效之后，逻辑上进入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条：因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，应当返还。晋某交付了1个比特币，按这条，似乎应该判令常某返还1个比特币。
但法院没有这么判。原因是客观不能——比特币无法返还。这一判断有现实依据：比特币是记录在区块链上的加密资产，它没有实体、没有中心化的发行机构、也不受任何司法辖区的直接控制。法院既无法像查扣房产那样查封它，也无法像划扣存款那样强制划转它。判决书里判“返还1个比特币”，即便写出来，也无法执行。
解说：本案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在这里——从“返还原物”转向“折价赔偿”。当原物客观无法返还，法律不会停在“无法返还”这一步，而是转向赔偿损失。这是无效合同后果处理的标准路径：能返还的返还，不能返还的折价补偿。
所以原告“返还1个比特币，不能返还则按判决生效日币价赔偿”的诉请，法院没有支持返还，但支持了赔偿。这里有一个细节：原告原本请求按“判决生效日的币价”赔偿，这个价格在判决时可能是任何一个数字。法院最终没有采纳这个算法。
三、第三个问题：损失按什么价格算？这是本案最见功力的地方
虚拟货币没有合法的市场定价机制——这是本案确定损失金额时面对的前提。境内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运营，比特币在境内没有合法的交易所价格。那么，赔偿该按哪个价格？
原告主张按判决生效日的币安网价格。法院没有采纳。法院选择的是另一个基准：晋某当初取得这1个比特币的成本。
卷宗查明：晋某通过币安网，用22.82万元人民币购得1.14个比特币。用这个总成本除以数量，得到每个比特币的取得成本约为20.02万元。判决最终酌定为19.96万元。
解说：为什么用“取得成本”而不是“时价”？两个理由。其一，可操作性——取得成本有据可查：交易所订单、转账记录、成本均价，都是客观证据；而“判决生效日币价”漂浮不定，还依赖一个境内本就禁止的平台。其二，政策协同——监管既然否认虚拟货币的货币地位，法院就不宜以一个“货币价格”来认定损失，否则等于变相承认了它的货币属性。用取得成本，等于把一个虚拟货币纠纷，还原成一笔“投入了多少钱”的普通财产损失。
这里还有一层：法院同时指出，晋某是在境内禁止的交易平台购币，平台定价超出法院认定价值的部分，风险自行承担。这一句，把监管立场与个案处理接上了——参与被禁止的交易活动，赚了不受保护，亏了也自负其责。
这里还可以延伸一步看：为什么法院不采用判决生效日币价这个标准，还有一层程序层面的考量。判决生效日不是一个确定的时点——一审、二审、再审，判决生效可能拖上几年，期间币价可能翻了数倍，也可能腰斩。以这样一个浮动的、不可预测的时点定价，等于把案件的赔偿结果，交给一段时间里无人能控的市场行情。这在老案子里，会让当事人陷入等币价的被动局面：什么时候判、判多少，全看行情脸色。以固定不变的取得成本定价，正好回避了这种不确定性——成本在交易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，不随判决的早晚而改变。这是司法在缺乏合法定价机制时，能做的最稳妥的选择。
还有一种情形值得辨析：如果借出的不是比特币，而是USDT这类稳定币，处理会有不同吗？从裁判逻辑看，本质相同。稳定币虽然名义上锚定美元，价格波动小，但它在法律上同样不被承认为货币，围绕它订立的、把它当货币用的合同，同样会因违反监管规定而无效。区别只在于损失认定的难度：稳定币的价格相对稳定，“取得成本”与“实际价值”的差距较小，纠纷的金额争议也随之变小。但只要触碰了“当货币用”这条线，效力判断的结论是一样的。这也说明，本案的裁判要点，落在“是否把虚拟货币当货币使用”这个性质判断上，而不落在具体是哪一种币上。
四、第四个问题：这份判决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？
解说：这类判决的示范价值，不在个案，而在它确立的三个层次的处理逻辑。第一层，合同效力——凡把虚拟货币当货币流通、保收益不担风险的约定，无效。第二层，返还与赔偿——原物无法返还的，转赔偿。第三层，损失认定——按取得成本，不按时价。
把这三层串起来看，一条清晰的裁判规则浮现了：虚拟货币在民法上仍然是一种财产，但它不是货币；围绕它订立的合同，一旦触及“货币流通”的性质，就会被打成无效；无效之后的损失，用“投入成本”这个最朴素的口径来算。
这份判决与近年来其他法院的处理逻辑是同构的。有的法院在交付USDT的纠纷中认定，交付USDT不等于交付等额法定货币；最高法关于刑民交叉的解释，也在收紧虚拟货币相关合同的效力空间。这些裁判放在一起，指向同一个方向：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被承认，但它的货币属性被坚决否定。合同效力的判断，卡在“是否把它当货币用”这条线上。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取证细节。虚拟货币的交易记录，很多留存于境外平台的账户中，一旦平台无法访问、账户无法登录、或者平台本身停止运营，证据可能永久灭失。因此，凡涉及虚拟货币的交易，应当在交易发生时就有意识地保存证据：不仅是交易截图，还包括账户的主体信息、订单编号、资金划转的完整链路、以及能够证明“购入成本”的银行流水。这些证据在争议发生时往往是决定性的——本案原告能够获得赔偿，前提正是他能够证明自己当初以22.82万元购入了1.14个比特币。没有这份证据，取得成本无从认定，赔偿也就无从谈起。
再说一层辨析：本案之所以走到“合同无效”这一步，关键在于借条自己把比特币当成了货币。假如换一种写法——双方约定的是“一方交付了一定数量的某种特定财产，另一方日后以同类财产归还”，不涉及币价折算、不约定保收益，那么它的效力判断会不会不同？从法理上讲，存在讨论空间。虚拟货币在民法上可以作为一种财产被承认，那么围绕它的、不涉及货币流通属性的约定，未必一律无效。本案的判决之所以走向无效，是因为那张借条把“涨了按高价、跌了按出借价”写成了核心条款，等于把比特币当成了一种保值的货币工具。这提示起草者：条款怎么写，直接决定合同的效力走向。同一件事，写法不同，命运可能完全不同。
从实操的角度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：如果当事人没有留存购入成本证据，损失又该如何主张？这是实践中非常常见的困境。多数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人，习惯用境外平台、匿名钱包，交易记录散落在各处，甚至刻意不留痕迹。一旦发生纠纷，无法证明取得成本，法院即便想按成本认定损失，也无从计算。此时原告只能主张按某种价格赔偿，但如前所述，境内没有合法的虚拟货币定价机制，主张的价格很可能不被采纳，赔偿的数额将大打折扣，甚至因举证不能而无法获赔。这一点，对于那些把虚拟货币当作“隐秘资产”的人来说，是一个现实的提醒：隐秘的另一面，是无法主张权利。
五、实务要点
解说：从这份判决里，能提炼出四条面向实务的提示。
其一，涉及虚拟货币的借贷、代持、理财约定，起草时先自问一句：这份约定有没有把虚拟货币当成货币来使用？凡是约定“按币价折算”“保收益”“涨跌都按对己有利的价格结算”的，几乎都会落入无效区间。合同一旦无效，当事人预期中的“保收益”就落空了。
其二，损失主张的证据基础，是当初的取得成本。既然法院按取得成本认定损失，那么交易所订单、转账记录、购进均价的凭证，就成了主张赔偿的关键证据。没有这些证据，“取得成本”无从证明，赔偿金额的认定也会失去依据。这一点与操作虚拟货币的人惯于不留痕的习惯，恰恰相反。
其三，要认识到风险自担的边界。在境内禁止的交易平台购币，平台定价超出法院认定价值的部分，损失自行承担。这意味着，即便胜诉，也未必能覆盖全部的投入。参与此类交易，本身就要有承担损失的心理准备。
其四，虚拟货币纠纷的诉讼请求设计要调整思路。与其请求“返还多少个币、按判决日价格赔偿”，不如把重点放在“返还不能时按取得成本赔偿”——后者的可操作性更强，也更符合法院的裁判逻辑。请求写对了，赔偿才拿得到。
解说：把这四条实务提示归拢到一个判断上——虚拟货币纠纷的胜负，不在币价的涨跌，而在当事人能不能证明“自己当初花了多少钱”。价格是浮动的、不可靠的，成本是有据的、可证的。法律在虚拟货币这个缺乏合法定价机制的领域里，选择的正是最可靠的那个锚。
说到底这份判决对行业的引导作用。虚拟货币领域长期存在一种侥幸心理：反正法律不保护，出了事谁都拿谁没办法，于是借贷、代持、理财的活动在灰色地带里照常进行。本案的处理打破了这个侥幸——法律不是不保护，而是“有限保护、按成本保护”；合同一旦被认定无效，当事人既拿不到预期中的收益，也拿不回全部的本金，还得自担平台风险。当参与者意识到，法律介入的结果可能比不介入更不利于自己时，投机的冲动就会被抑制。这种通过裁判结果反向调节市场行为的机制，比单纯的警示更有效。
把镜头拉远一些，本案还与一个更大的问题相关：虚拟货币究竟算不算“网络虚拟财产”，能不能被《民法典》保护？答案是肯定的。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，法律对数据、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虚拟货币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，它的财产属性是被承认的。这就解释了本案的一个关键前提：法院之所以要处理“返还不能如何赔偿”，正是因为承认比特币是一种受保护的财产。如果它完全不受保护，法院连“返还”的讨论都不会展开，直接驳回即可。承认财产属性、否认货币属性，是本案裁判的两块基石，缺一不可。
回望全案，可以提炼出一条总的原则：虚拟货币纠纷的裁判核心，是“去货币化”。凡是在约定中试图赋予虚拟货币货币功能——无论是计价、结算、还是保值——的部分，都会被否定；凡是不涉及货币功能、仅把它当作一种财产的部分，则可能被承认。这条原则，回应的是监管政策的根本立场：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流通使用。司法在此所做的是把监管立场翻译成民事裁判的语言，并非自创规则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本案三个看似分离的结论，就串成了一条完整的主线。
对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当事人，本案还有一个程序上的提醒：起诉的时机与请求的设计同样重要。既然损失按取得成本认定，而取得成本需要在争议发生时能够举证，那么交易凭证的保存就不能等到纠纷发生之后才去回想。交易所订单、转账记录、成本均价，这些材料越早固定越有利。反之，若证据散失，即便请求权成立，也会因无法证明成本而打折。这一点，对习惯于匿名交易的当事人而言，尤须留意。
最后要回到一个根本判断：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，决定了相关纠纷的裁判走向。它不是货币，所以围绕它“当货币用”的约定不获保护；它是财产，所以围绕它的返还与赔偿仍有处理空间。这两条看似矛盾，实则统一——法律否认的是它的货币功能，承认的是它的财产属性。把握住这一条主线，无论遇到借币、代币理财还是其他形态的纠纷，判断的入口都是同一个：这份约定有没有把它当货币用。
本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层面：它对交易平台的责任边界也有间接提示。原告之所以要自担平台定价超出部分的风险，是因为其所购币的平台本身处于被禁状态。这实际上划出了一条线——在合法渠道内取得的财产，其价值更容易获得司法承认；在监管明令禁止的渠道内取得的，则要自担更大比例的风险。对当事人而言，交易的渠道选择，不只是操作偏好问题，也影响到将来能否在司法中获得完整保护。
说到底，虚拟货币纠纷的处理，考验的是司法在价值冲突中寻找平衡的能力：既要落实监管立场，又要回应权益保护的需求。本案给出的答案，是一条兼顾两者的路径。
六、律师评析
虚拟货币这类纠纷，难就难在法律没有现成的答案。本案的价值，恰在于它在“没有答案”的地方给出了答案，而且给得既讲理、又能用。
虚拟货币的裁判，长期处在一种尴尬里：法律不承认它是货币，现实里却确实有价值；合同因为触碰监管而无效，当事人的钱却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。这两头之间，怎么做才既守住监管立场，又不让当事人血本无归？本案的回答是：承认它是财产，否认它是货币；合同因“当货币用”而无效，损失按“投入成本”来算。这一整套处理，没有一个环节是拍脑袋——每一环都能在法律和监管政策里找到落点。
本案真正的裁判智慧，在于用“取得成本”这个技术选择，化解了一个价值两难。如果按平台时价定损，等于司法变相承认了虚拟货币的市场定价，与监管立场冲突；如果干脆不予保护，又会让恶意欠币的一方占了便宜，违背公平。取“取得成本”，恰好避开了这两个陷阱：既不承认虚拟币有合法市价，又不让守约方白白受损。这是一个在法律约束里寻找最优解的思路，比简单地“认定无效、驳回全部诉请”要精细得多。
也要看到本案划出的风险边界。原告虽然获赔，但拿到的所依据的并非“1个比特币的价值”，而是“当初买它的成本”——币价如果翻了几倍，这个差额原告是拿不到的。同时，法院明确说，在禁止的平台购币，超出认定价值的部分风险自担。这两笔账加在一起，等于告诉市场：虚拟货币的交易，从一开始就带着“司法保护打折”的标签。亏了，能拿回成本已是幸运；赚了，法律不会替你把利润锁住。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这一判决是司法与监管协同的一个样本。监管说，虚拟货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；司法用合同效力规则，把“当货币用”的约定判为无效。监管说，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自担；司法用损失认定规则，把超出成本的部分划给当事人自己。司法没有越界去为虚拟货币设定规则，只是忠实地执行监管政策在民事领域投射出的边界。这种协同，比司法单方面表态更有力。
对普通投资者而言，这份判决是一记清醒的提醒。虚拟货币的合同，从签下的那一刻起，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；无效之后的救济，是以“成本”为上限的。它既非“完全不受保护”，也非“受到完整保护”，而是处在一种“有限保护”的状态里。理解这一点，才能在参与此类交易时，把预期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。
说到底，虚拟货币纠纷的胜负手，不在币价的涨跌，而在当事人能否证明自己当初花了多少钱。
素材来源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（2026年8月28日发布），案例四：晋某诉常某返还虚拟货币纠纷案（广州中院生效判决）。
一般性意见陈述
本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知识分享，不构成法律意见。具体案件请咨询执业律师。
律师简介
周宝金，北京金投律师事务所负责人，法学博士，北京律协银行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、仲裁员。长期从事商事诉讼、金融投融资与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业务。